【關鍵詞】
惡勢力犯罪集團??網貸??“軟暴力”催收??尋釁滋事
【要旨】
行為人針對債務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催收行為超過法律允許的限度，使用從網貸公司獲取的欠款人手機通訊錄信息，滋擾、糾纏、辱罵、威脅、恐嚇債務人以及與債務無關的第三方，情節(jié)惡劣，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，應當認定為尋釁滋事罪。有組織地利用信息網絡實施“軟暴力”催收行為，符合惡勢力犯罪集團認定標準的，應依法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。在依法嚴懲利用信息網絡實施“軟暴力”催收行為的同時，應當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，依法妥善處理涉眾犯罪案件。
【基本案情】
被告人趙某，北京元海慧誠金融服務外包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元海公司”）法定代表人。
被告人郭某煥，元海公司副總經理。
被告人鄭某波，元海公司催收部負責人。
其他39名被告人基本情況略。
2015年4月以來，趙某先后成立元海公司及多家關聯(lián)公司從事網絡貸款催收業(yè)務，依托公司形成了一個以趙某、郭某煥為首要分子，包括部門負責人、高級主管、高級組長、培訓師、催收員等人組成的多層級、組織嚴密的非法催收惡勢力犯罪集團。
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間，元海公司業(yè)務員在催收過程中，采用發(fā)送PS淫穢圖片、群呼、使用轟炸軟件發(fā)短信等“軟暴力”手段，對欠款人及其緊急聯(lián)系人、通訊錄聯(lián)系人進行滋擾、言語辱罵、威脅、恐嚇。被害人涉及全國大部分省份，偵查機關取證被害人達700余人。上述行為造成廣州市公安局某城區(qū)分局及某派出所、湖北省隨州市某醫(yī)院及120急救中心等眾多單位和個人無法正常工作，眾多被騷擾人員因此產生恐懼心理，導致家庭矛盾，工作、生活受到嚴重影響。經審計，2017年至2019年，該公司催收員通過上述方式收取服務費1.87億余元，待收服務費1.13億余元，公司所收服務費部分用于公司運營及以工資、業(yè)績提成等名義發(fā)放給各催收人員等。
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偵查終結移送北京市昌平區(qū)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。2020年1月23日，昌平區(qū)人民檢察院以趙某等人涉嫌尋釁滋事罪且屬于惡勢力犯罪集團對42名被告人提起公訴。2020年7月29日，昌平區(qū)人民法院判決趙某犯尋釁滋事罪，并采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，判處趙某有期徒刑七年，并處剝奪政治權利一年，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；判決其他41名被告人犯尋釁滋事罪，判處有期徒刑六至一年五個月不等，或并處罰金的刑罰。一審宣判后，所有被告人服判未上訴。
【指控與證明犯罪】
（一）本案涉網貸“軟暴力”催收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。一是本案針對債務人的“軟暴力”催收行為超過法律允許的合理限度，屬尋釁滋事違法犯罪行為，應當被刑事處罰。法律為保障民事行為中各方主體的權益，維護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，設置了諸如協(xié)商、仲裁、訴訟等糾紛解決規(guī)則、制度。催收作為解決債務糾紛的一種方式，亦應當按照法律允許的方式進行，不得超過合理限度。本案被告人為了催收欠款，不分時段，長期采用頻繁撥打電話、群發(fā)短信、組織群呼、使用手機轟炸軟件等手段給欠款人施壓，有的咒罵欠款人家人，威脅上門砍人，以其家人安全相威脅；有的一天甚至發(fā)上千條驗證碼信息進行短信轟炸；有的把經過PS的欠款人裸照發(fā)送給欠款人親友，并配上辱罵文字，踐踏他人人格尊嚴。上述行為嚴重違反了《互聯(lián)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（試行）》關于“催收人員…不得采用恐嚇、威脅、辱罵以及違反公序良俗的語言或行為脅迫債務人及相關當事人”等規(guī)定，催收手段違反行業(yè)規(guī)則，也為法律所不容許。有些受害者不堪忍受“軟暴力”催收行為的影響向相關網絡平臺進行投訴，也有受害者向公安機關等有關部門進行過投訴和舉報，有關部門對此進行過批評制止，但催收公司仍未改正，繼續(xù)實施非法催收行為。二是本案中催收人員使用從網貸公司獲取的欠款人手機通訊錄信息，騷擾、糾纏、辱罵、威脅欠款人的親友甚至普通聯(lián)系人，系尋釁滋事。網貸公司放貸時，預設霸王條款，以極小文字設置貸款人同意網貸公司收集個人通訊錄數(shù)據等信息的格式條款，在未充分提示貸款人的情況下收集個人手機通訊錄數(shù)據等信息，違反了民法關于訂立合同時提供格式條款一方應合理提示的規(guī)定。催收公司使用其獲取的與債務無關的個人、單位的聯(lián)系方式，對無關的個人、單位發(fā)送帶有威脅、辱罵內容的短信和持續(xù)不斷的電話騷擾，侵害了第三方的隱私、生活安寧以及工作秩序。三是上述對債務人以及債務人以外的第三方實施的非法催收行為，達到了情節(jié)惡劣，破壞社會秩序的程度。本案“軟暴力”催收時間長、次數(shù)多。催收人員針對個人用“呼死你”之類的惡意軟件進行短信、電話轟炸、辱罵。涉案催收公司，雇傭300余名催收員，每個催收員打電話的總次數(shù)、發(fā)送短信的條數(shù)數(shù)以千計、萬計。本案“軟暴力”催收受害者總數(shù)超萬人，被害人分布地域廣，涉及全國32個?。ㄗ灾螀^(qū)、直轄市）。受害者中包括欠款人本人以及與債務無關的個人、單位。本案“軟暴力”催收造成嚴重后果，社會危害性大。催收公司通過發(fā)送帶有侮辱、威脅、辱罵等內容的短信和持續(xù)不斷的騷擾等催收行為既給被害人個人造成心理強制，又嚴重影響個人及單位正常工作、生活和社會秩序。如被告人對廣州市某派出所輔警進行電話催收，惡意占用報警電話線路，騷擾辦公電話19小時有余，甚至威脅電話“轟炸”該公安分局20余個派出所的值班室電話。又如湖北省某醫(yī)院一后勤人員網貸逾期，催收人員遂對該醫(yī)院各科室（包括急診）進行電話“轟炸”，造成120急救室無法工作。
（二）本案有組織利用信息網絡實施“軟暴力”催收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。一是被告人多人多次實施網絡“軟暴力”催收，有明確的糾集者，骨干成員相對固定，成員眾多，存續(xù)時間較長，符合惡勢力組織的組織特征。為實施非法網絡催收，2015年4月以來，趙某先后成立并控制元海公司及多家關聯(lián)公司，下設催收部、質檢部、招聘部等工作部門，催收部分設30余個催收組，招募300余名業(yè)務員，整個組織以公司形式運營，逐步形成了以趙某、郭某煥等人為首，包括部門負責人—高級主管、高級組長、培訓師—催收員組成的規(guī)模較大、層級分明，骨干成員相對固定，相對穩(wěn)定的犯罪組織。該案催收公司人員長期通過電信網絡有組織地采取“軟暴力”手段滋擾、威脅、恐嚇、辱罵他人，足以使他人產生恐懼、恐慌、困擾進而形成心理強制，尤其是惡意滋擾與債務無關的人員，屬于為非作惡、欺壓百姓。該案催收公司人員采取“軟暴力”催收行為，違法犯罪次數(shù)多，涉及的侵害對象多，違法所得數(shù)額巨大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。如有個別欠款人在持續(xù)不斷的催收騷擾下，精神失常、抑郁甚至產生自殺傾向。催收員還利用電話“轟炸”派出所、醫(yī)院等單位，嚴重破壞了單位正常的工作秩序，社會影響較為惡劣。二是有組織地利用信息網絡實施“軟暴力”催收，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。該惡勢力組織實行公司化運作，公司雖在內部設立合規(guī)部但流于形式，公司管理人員對催收人員進行催收話術和催收方式培訓，對催收人員實施惡意催收有明確授意，公司控制人和高級管理人員定期組織中高層人員召開例會，研討催收情況并按催收業(yè)績嚴格考核催收員，組織成員對實施“軟暴力”催收存在共同故意，屬于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。綜上，該犯罪組織符合惡勢力認定條件，同時符合犯罪集團法定條件，應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。
（三）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分層處理涉眾型犯罪。對于犯罪嫌疑人眾多的“軟暴力”催收案件，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，依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。對于催收工作的實際控制人、主要部門負責人、作用較大的催收員，依法予以從嚴懲處；對于實施違法催收行為次數(shù)少、違法所得少，能夠主動退繳違法所得，認罪悔罪態(tài)度好，如實供述本人及上下游同案犯的行為，對案件的偵破和犯罪事實認定起重要作用，社會閱歷少的剛畢業(yè)學生或務工的年輕人，屬于初犯、偶犯等，本著教育挽救的方針，依法予以從寬處理。
【典型意義】
信息化時代人們的正常生活難以離開網絡，信息網絡的快速便捷性導致滋擾、糾纏、辱罵、威脅行為成本低，利用信息網絡實施“軟暴力”催收具有傳播快、強度大、危害嚴重等特點。行為人可以不分時段、不分對象不間斷實施滋擾、威脅等行為，制造、編造的欠款人負面信息、泄露的個人隱私在網絡空間傳播迅速，范圍廣泛，對當事人人格尊嚴、生活秩序造成嚴重損害。檢察機關應當深刻認識非法催收行為的趨勢變化，高度重視該類行為的危害性，切實加強與公安機關等部門的協(xié)作配合，及時收集處置群眾反映的問題線索，打早打小，除惡務盡。
同時，懲治“軟暴力”催收并不是保護、放縱“老賴”，目的是規(guī)范催收方式，打擊“軟暴力”催收這一越界手段行為，維護正常的糾紛解決秩序和網貸市場秩序。對于確實有合法債務糾紛，要區(qū)分“軟暴力”催收的具體情節(jié)、后果的嚴重程度，視情分別采用行政手段或刑事手段予以打擊治理。要重點打擊違法違規(guī)獲得、利用公民個人信息，尤其是針對債務人之外的其他人員的滋擾、威脅、恐嚇行為。
（轉自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網站）
